書摘－－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

羅素在其[西洋哲學史]的序言中，曾提出這樣的看法：「哲學家是因亦是果：其時代的制度、政治與社會環境之果；如果幸運的話，亦將是塑造其身後之政治、制度所根據之理念之因。」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8）

誠如曼漢所言：「人類思想的產生與運作，並非在一社會真空之中，而來自特定的社會環境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9）

海耶克反對人類理性先於文明、創造文明之說。他認為「人在文明之前並未擁有理性，文明與理性二者乃同時演化。……理性與文明在不斷地互動中發展。」就人類文明中之「語言」而論，今日固已無人相信其為一理性人之發明創造，然而並未普遍接受道德、法律、政藝與社會制度，亦皆非某一理性人之發明創造的觀點，而誤以為乃某一人類心靈有意設計之結果，比實為韋伯的「價值理性」(wert-rationale) 觀念誤導所致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43）

海耶克的基本觀點認為「人不僅是一個尋求目的(purpose-seeking)的動物，而且是一個隨順規律(rule-following) 的動物。」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53）

海耶克從不受外在強制的觀點來界定自由，而認為自由乃是能夠獨立地根據己意行事。但是，所謂不受外在強制則是指不受別人專斷的意志之強制，而不是否定一切的外在限制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63）

海耶克並特別指陳十九世紀持個人自由主義者，與「民族自由」主張合流，實則二者雖類似(analogous) 而並不相同(not the same) 。追求民族自由並不必然增進個人自由，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會出現寧可容忍同一族類的專制暴君，而不願意接受一個外國人的多數統治的自由政府。民族自由常常成為少數限制多數自由的藉口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64）

海耶克視自由為絕對價值，為諸價值之泉源。因此要求自由概念的整全性，亦即視自由是不能任意增減的，蓋一旦自由可以人為方式任意增減，則其整全性遭到破壞，便可能受到逐漸地侵蝕，而終至其核心也為之喪失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76）

思想家已逐漸反省到自由與平等二者的實現，乃是一種「兩難之局」(dilemma) ，及至是相反對的(antithetic) 事物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85）

「無論主張民主的理由如何堅強，民主並非一個終極的絕對價值，民主的價值必須依據其所達成之成就來判斷。民主可能是達成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，但本身絕非目的。」民主是一種方法或手段，而自由則是目的，以維護自由為宗旨而形式的學說即是海耶克所言之自由主義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00-101）

海耶克認為在當前流行的民主信念中，普遍誤以為多數是不會專斷的，因此，「專斷的」一詞已被專斷地界定為「不按民主程序做決定」(“arbitrary is arbitrarily defined as not determined by democratic procedure) 民主程序既指多數決，則在此界定下，多數何專斷之有？然而，根據海耶克的界定，所謂專斷乃是指依個別意志(particular will) 決定行動，而不受與個別意志（無論是一人之意志、少數之意志或多數之意志）無關之普遍性規律(general rule) 之限制。在此一界定之下，民主國家之國會的多數，為了繼續維持其保有多數之情勢，乃根據其所欲爭取支持之利益團體的要求制定政策，顯然是專斷的。專斷乃是對自由之否定，則多數專斷統治對自由原則之侵蝕乃不言而喻了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07）

巴斯卡謂：「這個世界上居然有人在摒棄了上帝與自然的一切法律之後，自己制定律法，嚴格遵守，思之未免令人訝異。」蓋對實證法取代自然法之趨勢，有感而發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17）

霍布士(Thomas Hobbes) 視「自我保存(self-preservation)，以及為了自我保存而不斷地追求權力為人性。……由於人性的傾向是自私自利，因此沒有法律的自然狀態乃是「人人為敵」的戰爭狀態(a condition of war of every one against every one)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44）

孟德斯鳩論自由與法律之關係時，提出其著名的觀點：「自由乃是有權利去做法律允許的事情，如果一個公民有權利去做法律禁止的事情，則他將不再有自由，田為所有其他的公民亦將擁有同樣的權利。」陶奈亦謂：「自由唯有在規律限制的範圍之內才能在在，唯有規律能使對某些人而言是自由的，不致成為對另外一些人而言是奴役。」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54）

雷斯(J.C. Ress) 認為「海耶克似乎不願承認普遍性的規律對治者與被治者之束縛，乃是對自由之限制，未免過於樂觀。……實則，許多法律限制我們的自由，然而我們卻不能沒有它們；某些法律儘管阻止他人強制，因而幫助我們保護自由的私領域，卻依然不能改變它們的限制性質，即使這些限制乃享有自由之必須條件。」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57）

（亞當斯密）認為：「……根據自然自由的制度，統治者祗有三種責任，此三種責任頗為重要，卻是明顯而容易了解：第一、保護社會，使其不受其他社會的侵犯或侵略；第二、儘其所能保護社會的每一成員，使其不受其他成員不法的侵犯或壓迫，亦即負起建立完整司法制度之責任；第三、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工程或設施，此乃不合乎個人或少數人追求利益之原則因而不願興建，蓋所獲利潤不足以補償其花費。然而就一個大社會而言，其所獲益卻經常足以補償所費而有餘。」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67）

就自由問題而言，主張「政府愈好，管理愈少」，亦即對政府功能之大量削減，就君主專制時代對自由之侵犯的主要禍源──政府之專斷權力而言，實有很大的解放作用。然而，隨著工商業的發展，卻也暴露出市場經濟體系的若干缺失，使市場經濟遭到強烈地批評、反對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75）

海耶克認為在一九五Ｏ年代以後，社會主義已逐漸喪失其號召力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三點：一是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之生產力不但不比私人企業高，而且反而更低；二是發覺社會主義不但無法獲致更大的社會公道，而且更產生新的專斷與無法逃避的身份秩序；三是了解到社會主義不但無法實現預期的更大自由，而且形成新的專制主義(a new despotism) ，因而產生一種社會主義將意謂個人自由之毀滅的覺醒。唯社會主義雖然逐漸喪失其號召力，但並不意謂其相關的價值理念之消失，相反的，在社會公道之終極目標的引領下，「福利國家」(welfare state) 觀念代之而興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77）

吳頓(Barbara Wootton)（在Freedom Under Planning中）亦指出，我們討論經濟體系，「不要以為世界上清楚地劃分為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兩大體系。其實所謂計劃，底不過程度不同的問題而已。所有的經濟活動，即不是完全無計劃，亦非百分之百的計劃。……在實際生活中，純粹的經濟體系與統粹的種族同樣不可能：經濟體系的雜種程度並不比生物的雜種程度低」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84）

經濟自由是實現政治自由的工具，已經不是狹義地指謂一項自由，而是視之為整個自由理想之實現的經濟體系基礎。……「沒有經濟自由，則個人的與政治的自由絕無法存在。」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89）

布蘭德斯(L. Brandeis) ：「經驗教導我們，當政府之目的對人民有益時，最是我們應注意維護自由的時刻。生在自由環境中的人們，自然會抵抗惡意的統治者對自由的侵犯；自由之最大危險，來自善意但無真正理解的熱心之人的潛在危害。」目的之正當性常使熱心之人為之狂熱，而忽略了使用之手段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，如是則基於人民利益之目標而來的政治行動，比惡意的統治者之侵犯自由，更容易使人疏於防範。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196）

當然，市場經濟體系的有效運作，仍然必須以安定的社會環境為前提，維吉漢克（L. Wegehenkel）指出：「在奧地利學派的觀點，重新分配政策將導致市場經濟體系失去效力是一個明確的事實。然而顯然地，一個運用市場體系做為調協機制（coordinating mechanism）的社會，必須避免一種情境：即太多人因為貧窮而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棄權。一個無法避免過於懸殊之貧窮社會總是危險的，因為市場經濟可能被暴力（例如革命）廢除，亦可能被取代（例如社會主義）。」（何信全：《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》，頁201-202）